面对诱惑和风险，说出事实不容
简光洲这个名字为人熟知，是因为2008年轰动全国的“三鹿奶粉事件”。2008年9月11日，简光洲供职的《东方早报》率先点名披露三鹿问题奶粉事件，随即引发中国乳业持续至今的三聚氰胺风波。这次让三鹿破产，让中国乳业伤筋动骨的揭黑报道，被称作“中国乳业的9·11事件”，简光洲本人也因此被称作“英雄记者”“中国的良心”。
事实上，在此之前，简光洲已经做了五六年的揭黑报道，其间经历的种种危险，同样不逊于王克勤。但在简光洲心里，感觉到危险最近的一次，仍然是三鹿事件报道签发前的那个晚上。“当我把稿子上传到编辑部后，心中其实也有过一些害怕和犹豫，我担心这个报道出来后，我明天还能否回到这个办公室，继续从事自己喜欢的新闻工作。毕竟对方是市值100多亿的乳业巨头，能量肯定大得很，且当时正值残奥会，类似的问题也相当敏感。”
报道签发之前，简光洲的脑海中甚至已经见到了自己站在被告席上的样子。但一个个不足一岁的孩子全身麻醉后被推进手术室的场面，让简光洲良心难安。“如果你有孩子，你是否能够这样含糊其辞？”
很多婴儿的母亲留言更让他作出决定，即使被起诉，还是要点名。“我不是说我有多高尚，我只是想说出一个事实。在这个社会，面对着各种诱惑与风险，要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并不容易。”
现在回想起来，这的确是一次冒险。一年之后，简光洲才获知，就在东方早报报道刊发的当天，有关部门就让查查简光洲是谁。同样，《东方早报》在三鹿问题奶粉报道刊发之后，面对众多媒体的采访要求，也一概予以婉拒。“来自各方面的压力，让报社和我本人当时都不知道事态会向什么方向演变，在情况明朗之前，我们只能保持沉默。”
事态的演变无法控制，来自各方面非正常因素的干扰，在简光洲眼里，是比自己人身安全更大的危险。“比如说最近越来越多的抓记者事件，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，成了一些地方领导对抗舆论监督的工具。甚至为公司所利用，比如说仇子明报道上市公司内幕遭警方通缉的案子。如果真是打官司，我们倒也不怕，好歹是按程序来嘛，是可以预知的。最可怕的就是通过非正常程序对你施加压力，这些危险是你不可预知的。”
好在，让简光洲感觉危险最近的三鹿奶粉事件，最后在媒体集体推动和中央领导的重视下，终于按照一条正常的轨道演变下去了——三鹿的破产，不仅让中国乳业痛定思痛检视自身，并且让中国的乳业安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“实话说，作为一个调查记者，三鹿奶粉的报道出来后，我的任务基本上就算是完成了，这就像是点燃炸药的引线，至于它什么时候爆炸，爆炸范围能有多广，就是我无法控制的了。”
多年的调查记者经历，危险时刻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了，但简光洲一直在为朴素的新闻理想坚持着。他说：在市场经济的浪潮面前，很多记者们早就已经丢掉了先辈们具有的名誉和使命感。作为一个调查记者，简光洲能做的，就是用一篇篇报道找回那些记者失去的尊严，“如果你不去做的话，就什么都改变不了。”
但简光洲有时候仍然会感到明显的无力感，在他所做的调查报道中，会有三四成的报道因为各种外部力量的干扰而夭折。这种很多时候毫无道理可言的干扰，让他和所供职的报社倍感无奈。
谈到这个话题，简光洲有着与王克勤类似的感慨：中国的调查记者太少了。简光洲想象中的情形应该是，媒体之间能够形成合力，调查记者之间能够互通有无，你这边不能做的我来做；我这边不能做的，就交给你来做。并且，简光洲认为，聪明的记者可以跑在各种压力前面，在干扰到来之前就把稿子发出来，“让他们在后面追，这样你就主动了。”但现实与他想象中的情形相距甚远，并没有那么多的人愿意跟他们一样，冒着各种风险去做一个调查记者。